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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澳防务合作是否会走向同盟?或联手向中国施压

2018-01-25 10: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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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敌人到密友,日澳防务合作是否会走向同盟

  1月18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访问日本,并出席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被视为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决策机制,此前只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博特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受邀参加,日本对特恩布尔此行之重视可见一斑。

  日澳首脑此次会晤的重要议程,是加快完成《访问部队地位协定》谈判的框架协议,以简化日本自卫队和澳军在对方境内联合演训期间的人员和物资入境手续。如若达成一致,澳大利亚将成为首个与日本签署该协定的国家,日本自卫队也将能够在澳境内开展演训,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用武”的限制。

 
 
  u=1722574364,3511229515&fm=27&gp=0.jpg近年来日澳安全与防务合作进展迅速

  良好的防务关系标志着国家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日澳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加强反映了日澳关系的深化。特恩布尔与安倍的此次会晤,可谓近年来日澳安全与防务合作发展的一个缩影。

  冷战时期,日澳两国的合作主要是在西方阵营内的政治、经济合作,军事层面的接触很少。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日本与澳大利亚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从防务对话、情报交流和反恐合作逐步拓展到联合军演、先进军事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军事装备和军售等多个方面,并呈现出合法化和机制化的特征。

  2007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立了日澳安全与防务合作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框架。2010年5月,日澳签署《关于澳军和日本自卫队间相互提供补给与服务的协定》,使两国军事力量可以相互提供后勤保障。2012年5月,日澳签署《日澳信息共享协议》和《国防相互支援协定》,不仅规定日澳之间可以交换军事装备参数和共享情报信息,还赋予了彼此维护和配置军事装备的责任。在一系列的双边防务协议下,日本与澳大利亚基本建构了机制化的防务合作体系。

  与此同时,两国高层防务交流频繁。2014年4月7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成为首个受邀参加日本国家安全会议的外国政府首脑。安倍对澳回访期间,也获邀参加了澳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彰显了日澳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亲密关系。同年9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一致同意加快缔结《访问部队地位协定》。2014年的这两次日澳高层次防务合作磋商,使日澳防务合作提质增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签署后,日澳两国聚焦海上联合军事行动,合作内容更加丰富,层次也不断攀升。2015年7月5日,日本首次派出自卫队参加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2016年4月,日本更是派出最先进的“苍龙”级攻击潜艇参加日澳联合军演。无论是日澳之间的双边演习还是共同参与的多边演习,两国都通过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加强了协作,为日澳共同应对《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所规定的反恐、裁军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障能源和海上运输安全等奠定了基础。

  日澳两国的军事技术交流与军售合作也在不断升级。近年来澳政府重点发展海上力量,计划未来几年为澳海军升级潜艇部队,对日本的“苍龙”级潜艇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在2014年6月举行的第五轮日澳“2+2”安全保障磋商会上讨论了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事宜。尽管澳大利亚最终在2016年4月选择法国为其建造12艘潜艇,使日本武器出口遭受重大挫折,但并未阻断日澳军事技术与装备合作的快速上升势头。

  日澳强化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动因

  日本与澳大利亚强化安全与防务合作,根本原因是随着冷战后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日澳两国在政治与防务问题上出现了较大的利益契合,双方均有通过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提升各自在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强烈意愿。

  冷战后,日本加快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发展,日本亟须美国之外的其他政治盟友与防务伙伴,通过与更多国家的政治与防务合作,换取它们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对日本的战略支持。近年来,日本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新安保法,已经实质上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和平宪法限制,日本自卫队正在积极走向“海外用武”。澳大利亚与日本同属西方国家和美国的盟国,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上的看法与日本较为一致,且地处泛洲跨洋之枢纽,与其合作将能显著增强自卫队在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活动能力,自然成为日本积极争取的安全伙伴。

  同时,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日两国已在亚太地区形成政治竞争态势。虽然日本表面上称中国不对日本构成安全威胁,但近年钓鱼岛主权归属与海洋权益的争端加剧,日本越来越视中国为对手,并积极在亚太地区寻找牵制中国的伙伴。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日本政府将澳大利亚视为除美国之外,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与防务合作伙伴。

  对澳大利亚来说,当前在亚太地区不仅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威胁,还面临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海洋资源纠纷、环境污染、非法移民和海盗等多样化的挑战。澳大利亚难以独善其身,需要在亚太地区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应对。日本作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等诸多领域与澳大利亚有着密切联系和共同利益。澳大利亚将两国关系由经济为主逐步向安全与防务领域拓展,不仅可以换取日本对其参与亚洲事务的支持,强化其对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等亚太热点事务的反应能力,更有助于提升澳大利亚的经济与国防实力,平衡中国在南太平洋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除了日澳利益上的相互需要,美国也是推动日澳防务合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出于应对中国崛起和分担“安全成本”的考虑,自奥巴马政府起,除了加强与日澳的同盟关系,美国还有意让日澳这两个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北锚”和“南锚”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这不仅能够分担美国的“安全责任”,也有助于构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网络体系。出于此种考虑,美国不仅鼓励日澳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有意识地搭建了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为日澳加强防务合作建立渠道。

  另一方面,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日益表现出露骨的自利和实用主义倾向,澳日以所谓“相同价值观”之名抱团取暖,与其说是安全防务观愈加独立自主,不如说是对美国可能缺席安全与防务事务的提前布局。

  日澳安全与防务关系距离正式的军事同盟尚远

  国际政治波诡云谲。日澳曾是二战中你死我活的敌手,如今却再次命运相连。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意重新武装日本,澳大利亚最为忧心忡忡。《澳新美安全条约》得以签署,从而奠定了此后60余年澳大利亚安全政策的基石。冷战时期,日本与澳大利亚一道,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与共产主义阵营对抗的重要支撑。“9·11”以后,日澳再一次坚定地站在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最前沿。2007年《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在一片质疑声中诞生,其实也只是一个所谓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美日澳”三边同盟的最佳注脚,“山姆大叔”那只看不见的手依稀可见。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伴随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和美欧诸强的相对衰落,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加速重构和转型,而中国的快速崛起无疑是这场变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在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竞争与合作明显加剧的背景下,日澳均敏锐地嗅到了主动塑造地区秩序的机会,并不断调整各自的政策坐标。

  虽然日澳均宣称欢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但在骨子里却各怀心思。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大国雄心并未泯灭,对华备感焦虑,政策日趋消极,军事防范和戒备之心日益浓厚,对中国推动和主导的多个国际政治和经济议程本能地加以抵触与拒斥。尤其是具有浓厚保守倾向的安倍再度执政后,日本欲借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扩充军力和提振经济,重塑美日同盟关系,助力复兴其大国地位。

  相比日本,澳大利亚远隔重洋,对中国崛起疑虑而不排斥。澳大利亚通过有限支持美国的亚太战略换取其安全保证,又避免过分刺激中国,从而巩固其南太平洋有决定影响的中等强国的国家地位。

  毋庸置疑,日澳通过强化安全与防务合作,撬动了两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同时,由于日澳均有防范和制约中国的意图,两国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将会对中国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上,日澳两国可能会联手向中国施加压力。

  虽然在对《访问部队地位协定》的公开讨论中,日澳都避免提及中国。但事实上,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已成为其主要目标之一。日澳均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军力的增长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因而支持美国保持和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受地缘上的临近与否、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国家身份认同和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日澳两国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政策目标、手段和范围方面均存在着显著不同。所有这些,决定了对该协议的签署无须过度解读,日澳安全与防务关系距离正式的军事同盟尚远,具体的操作过程也并非一路坦途。

  日澳强化安全与防务合作,并非如安倍所言“日澳深化关系是为了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种充满了浓厚冷战意识和零和思维的合作,只会给个别国家带来“稳定”,而损害大部分国家的安全利益。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的发展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无论日本还是澳大利亚,都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经贸关系,日本和澳大利亚若要挑起与中国的安全对抗,同时还想继续分享中国发展的经济利益,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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